Uncertainty Shocks

2005年5月1日台灣時間凌晨，是王建民在洋基時期的初登板，當年的洋基儘管簽下不少往日的王牌投手，季初交易來Randy Johnson, 原本的洋基王牌之一Mike Mussina, 另外幾個痛痛人投手Kevin Brown, Carl Pavano, Jaret Write組成五人輪值，但由於傷兵過多，才從小聯盟叫上來王建民暫時頂替輪值先發，The rest is histroy... 回顧那一場的先發陣容，或許和我們後來所記得的那套洋基黃金陣容有些出入，Bernie Williams和Tino Martinez是96-00年代洋基王朝的老臣，儘管有些退化但依舊在打線中，而Robinson Cano還不在先發，因為他比王建民晚幾天被叫上大聯盟，當時的先發二壘手還是令洋基球迷恨得牙癢癢的Tony Womack (01 WS從Mo手上敲出追平安)。 對手藍鳥隊包含後來成為金手套和銀棒獎級的Vernon Wells, Alex Rios, 素有“王建民殺手”的Eric Hinske等打者。雙方的先發如下: Blue Jays 1 Frank Catalanotto LF 2 Orlando Hudson 2B 3 Vernon Wells CF 4 Corey Koskie 3B 5 Shea Hillenbrand DH 6 Eric Hinske 1B 7 Alex Rios RF 8 Gregg Zaun C 9 Russ Adams SS P Dave Bush Yankees 1 Derek Jeter SS 2 Bernie Williams CF 3 Gary Sheffield RF 4 Hideki Matsui LF 5 Alex Rodriguez 3B 6 Jason Giambi DH 7 Tino Martinez 1B 8 John Flaherty C 9 Tony Womack 2B P  Chien-Ming Wang  最後王建民繳出7局6安打2責失，沒有三振外加兩個保送，用球數僅81球，好壞球剛好二比一，很像是典型的王氏投球風格。雖然勝投在8局被Tom Gordon搞砸，9局下洋基靠著Tony Womack的再見安打獲得勝利，勝利...

近年來美國的企業現金存量不斷增高，因此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此現象，Chen, Karabarbounis, Neiman (2017, JME)的研究發現公司儲蓄在過去30年間，在各國和各產業皆有很大的增長，然而此增長不利於股利發放和勞工份額(labor share)，由於低實質利率和低公司盈利稅，使得企業獲利增加，因此增加公司儲蓄。根據Bates, Kahle, Stulz (2009, JF)的研究，現金/資產比率早在1980至2006年間便已經成長超過兩倍，增加的原因是因為公司現金流的風險升高，此外公司不願意留過多的存貨和應收帳款，且企業處於R&D研發導向，這些都使得公司有誘因增加現金。 公司為何會囤積流動性資產呢? 傳統的研究表明是由於交易成本和預防(precautionary)動機而使公司增加現金儲存，Riddick, Whited (2009, JF)說明跨期的利息收入稅(interest income taxation)和外部融資成本會決定最適存款，收入不確定性相較外部資本困境，更容易影響公司儲蓄意願。Foley et al (2007, JFE)則認為海外收入歸國稅(repatriation tax)過高，因此將過多現金留在海外，國內融資是否容易和產業是否需要技術密集，皆會影響公司從海外匯回現金的意願。 Fresard (2010, JF)則指出現金多的公司，有較大的優勢擴充市佔率，阻擋競爭者進入市場的手段，特別是當對手陷入財務困境，和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在R&D及人力成本，現金多的公司也可以實行併購，進一步擴大競爭優勢。Julio, Yook (2012, JF)則表示政治的不確定性也會使得公司不敢投資，而存留大量現金。 Duchin (2010, JF)指出單核(standalone)公司較複合(multi-division)公司更喜歡留存現金，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分散風險的投資標的，投資機會是否多元會影響企業留存現金的意願。 Gao, Harford, Li (2013, JFE)則表示私人企業(private)儘管可能面臨較大的財務困境，僅存有大約公開發行企業(public)一半的現金比率，原因出在代理問題，不僅影響目標現金水平，且影響經理人如何應對多餘現金的反應。Klasa, Maxwell, Ortiz-Moli...

Simon Kuznets於1901年4月30日出生在俄羅斯(現屬白俄羅斯)，其研究領域在經濟成長和發展經濟學，在1971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，感謝他在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，結合統計資料和計量方法，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經濟發展進程和社會結構。 今天我們熟悉的國民生產毛額(GNP)，便是出自於Kuznets於1940年代的研究想法，他分析長期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和人口增長的關係，在實務上也幫助美國政府量化且回推此指標至1869年，並計算經濟體成長的商業週期(business cycle)。 另外著名的Kuznets curve則是闡述經濟成長和人們所得不平等(income inequality)之間的關係，此曲線在60年代時提出，Kuznets表示在經濟體剛開始成長時，人們的所得分配會不平均，然而當經濟發展步入軌道後，人們的收入分配情況會變得較為公平。Kuznets也將研究心力放在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的成長比較，是發展經濟學(Development Economics)研究的先驅之一。 Kuznets大學一開始是在俄國求學，但受到內戰影響舉家搬遷至美國，於1926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，分別在賓州、約翰霍普金斯、哈佛大學等地任教，培養出Milton Friedman, Robert Fogel等諾貝爾獎得主。二戰之後，他也受邀至許多亞洲國家(ex: 中韓日台印以)政府擔任顧問，協助各國建立經濟統計的制度。 Kuznets和台灣學術界也有著很深的淵源，1966年和Walter Galenson至台灣訪問，兩人對於台灣農村發展和經濟成長議題有興趣，並協助台大成立台灣第一間經濟博士班，培養經濟方面的學術人才，並在成立後的隔年，Kuznets親自撥空一個多月的時間，於台大開設經濟成長的課程，日後Kuznets也成為中研院的名譽院士。 Reference: Nobel Website ,  Wiki , 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系史 , 吳惠林 (2013) 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故事 Photo: Chicago Booth Review

Peter Diamond出生於1940年4月29日，主要研究領域在勞動、政治、行為經濟學等，在2010年與Dale Mortensen, Christopher Pissarides共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，表彰他們在80年代提出著名的DMP模型，用來分析失業、工資和職缺的關係，解釋勞動市場中的摩擦性失業和搜尋摩擦理論(search friction)。 Diamond在70年代初期時，便提出即使是微小的市場搜尋成本，也會使買賣雙方在最後交易結果產生極大影響。在完美的競爭市場中，市場的均衡結果只有一個，然而在有搜尋成本之下，可能會產生好幾種結果，Diamond主張政府應該幫助市場找尋到最好的那一個均衡結果。 搜尋成本的概念也可應用至勞動市場，雇主和求職者間的配對問題，常會出現"有工無人做，有人無工做"現象。Diamond等研究者認為政府對此現象應建立資訊平台，降低搜尋成本，以及提供求職者培訓等方式解決失業問題。 Diamond另外著名的理論是重疊世代模型(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, OLG)，過去經濟學常會假設人們的消費及經濟決策行為都極其類似，然而OLG模型將人們的生命週期，分成像是求學、工作、退休期，不同期間的消費、儲蓄等行為都不盡相同，且同一時期中存在著不同世代的人們，建構一個完整且複雜的經濟體，此理論被應用至公共財政、社會福利及消費等分析。 Diamond大學時就讀耶魯，主修數學並且對經濟學產生興趣，在Gerard Debreu的課堂中讓Diamond理解如何使用嚴謹的數學來做經濟分析，並且在大學時期擔任 Tjalling Koopmans的研究助理。博士班至麻省理工就讀，在Robert Solow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，畢業後先在柏克萊大學任教，1966年回到麻省理工任教至今大約半世紀，培養出Ben Bernanke, Andrei Shleifer, Emmanuel Saez等經濟學家和克拉克獎得主。 除了經濟學研究，Diamond也是一個棒球迷: 波士頓紅襪的支持者，曾在70歲時至紅襪主場(Fenway Park)擔任開球嘉賓，完成兒時夢想。 Reference:  Nobel Website ,  Wiki Photo: Nobel Website

今天回到政大財管演講，感謝李老師講了很多學術上的有趣故事，跟盧老師更是從財金聊到洋基等話題無所不包。聽到阿碰以廣告人的身份分享行銷他的專業，實在覺得自己說故事的能力還有很大進步空間！然後看見財管系的教室大改造，硬體配備外觀看起來真不輸杜克商學院～ 能回政大財管系對學弟妹演講總是一件特別的事情，雖然我知道這段經驗分享，能直接幫助系上的學弟妹實在很有限，希望能啟發給那些沒想過這條偏向學術路的人。另外邀了不少外系有志申請經濟博士班的政大學弟妹，希望自己的求學經驗，讓大家對申請海外博士、碩士有些初步的認識，話說講到修習數學統計課那段時，不意外的聽到大家倒抽一口氣的聲音，還好沒放自己的GPA跟原始百分成績XD 雖然演講的初衷是想鼓勵後輩前進，但每條路上總是有它的困難和現實之處。以前聽過一個老師說過，不需要羨慕台上的講者，畢竟每個人的志趣不同，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也不同，能找到自己的熱情與興趣所在，不留遺憾盡力去做，才是更重要的事情。 p.s. 錯過今天演講也沒什麼損失，除了好吃的便當跟飲料之外XD 之前就有把這幾年申請經驗的詳細內容寫成文字，放在留學版和自己的網誌，供後輩申請者哪天突然想起來，可作為參考～

在美國的歷史上，以歡迎世界各地的移民的種族大熔爐著稱，而這些優秀移民的後代子孫，間接影響美國公司投資海外(FDI)的策略。根據Burchardi, Chaney, Hassan (2016)的研究，指出移民會增加日後美國公司，在其祖籍國家設立子公司的可能性，藉此擴大市場和創造當地就業，而投資增加的原因在於對該國的資訊瞭解性提升。 研究者考究這些海外移民當年定居的美國地區，比對現在各地區公司的海外投資情況，發現此投資效果可延續數代，並非短短幾年即消失。受惠於此投資可能性提高的國家，反而是移入美國人口不多且文化不同的小國，像是中東的阿聯酋、科威特，歐洲的芬蘭、冰島，亞洲的馬來西亞等國家。而以企業投資者最愛的國家來講，英法德義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澳洲等地為最多。 Photo and Reference: Chicago Booth Review , Vox Burchardi, K. B., Chaney, T., & Hassan, T. A. (2016). Migrants, Ancestors, and Investments (No. w21847).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.

James Heckman出生於1944年4月19日，從小就是道地的芝加哥人，日後也成為著名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，擅長領域是計量經濟，以及應用其工具至勞動、健康、教育等研究，提供許多政策建議。在2000年時與Daniel McFadden共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，感謝他們在選擇性抽樣(selective samples)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和改進，讓其他領域的經濟學家有更好的統計研究工具。 隨著個體資料(microdata)的出現，有愈來愈多關於個人、家戶和廠商的資料，可以提供經濟學家分析及研究，然而在實證研究中，由於很多資料並非隨機(random)抽取，常會遇到樣本選擇偏差和自我選擇(self-selection)的問題。例如我們對於薪資和教育程度的議題感興趣，但社會上有許多人是沒有在工作，所以我們的資料庫中只能選擇有在工作且有薪資資料的人，無法對所有人們(有工作+無工作)進行隨機抽樣，會犯下以偏概全的研究錯誤。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無法觀察或者遺漏重要變數，且資料有存續時間(duration)的議題。舉就業市場為例，能力好的人，其失業期間不會太長，相反的，能力較差者的失業等待期較長，因此兩群樣本要如何觀察和估計，如何衡量能力好壞這種不易量化的變數，如何盡量做到隨機抽取資料，以便我們有效分析資料，都變成重要的課題。Heckman提出不少計量方法，像是二階段估計模型(two-step estimation)，來解決實證上的研究問題。 Heckman是將計量方法引進個體經濟研究的先驅者，他的研究表示我們應當投資在孩童的幼年教育，是最有效培養人力資本的方法，他的研究中心所提出的Heckman equation: Invest+Develop+Sustain=Gain 便是主張早期教育是提升未來勞動生產力的最好方式。他的研究也遍及職業培訓方案、最低工資立法、反歧視法和公民權利，承襲芝加哥學派主張在經濟理論之外，也強調實證研究的驗證，將其理論結合公共政策，能發揮影響至社會大眾。 Heckman大學時就讀科羅拉多數學系，大學畢業後曾短暫進入芝加哥經濟博士班就讀，但受到Arthur Lewis的影響想要研究經濟發展的問題，隨後轉至普林斯頓，然而在此期間，他將研究重心從經濟發展領域，轉至勞動和計量的研究。博士畢業後先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，在1973年轉至...

繼上次客串至台大經濟系幫忙演講海外升學講座後，這次終於有機會回到母系政大財管，跟學弟妹們分享這幾年來的申請和就讀經驗。一直以來我們系乃至整個政大商院，基本上就業、國內讀碩班和海外MBA, MSF等商院碩士的路線為主流，像我三年前申請經濟、統計碩士，今年又申請財金、會計博士的人，從財管系創系以來20多年，聽系上元老級的教授說，像我這種讀博路線的人是屈指可數。 在大學時代，基本上讀博的資訊來源除了教授和其他台大網友們之外，沒有太多第一手的消息，都是靠著跟網友們的熱心和google來獲取資訊。很希望藉著此次演講，給後輩有意的潛在申請者一些建議，啟發大家一條新路線，還有這條偏向學術之路可以作為職涯選擇或努力目標。 當然演講也不會騙大家說這條路很容易，基本上在學期間成績要好且要多修數學統計課，沒事多讀Economist, WSJ的文章和經濟書籍，更不用說讀書考試和申請過程中，挫折是家常便飯，沒有以前徐教授口中的Passion大概很難走這條路。所以大概又會跟上次台大經濟演講一樣，變成勸退大會。

Bengt Holmstrom在1949年4月18日出生於芬蘭，是著名的個體理論和公司金融(corporate finance)經濟學家，尤其在契約理論(contract theory)的研究有很大的貢獻，因此在2016年與Oliver Hart共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。 契約理論的應用十分廣泛，舉凡公司如何跟CEO簽訂獎勵條款，許多公司將其獎勵與年度業績或股價表現做掛勾，然而Holmstrom在1980年代的研究即主張這種條款不合理，由於公司業績受到整體經濟情況的影響，CEO的表現可能只是因為好運受到獎勵、壞運受到處罰，應該將公司業績和股價表現，和其他同業公司做”相對”比較，而非以單一公司表現作為奬酬目標。同時在高波動風險的產業(ex: 石油)，主要薪資應偏向本薪(fixed salary)，相反的情況，在低波動風險的產業(ex: 電信)，薪資有較大部分可以出於業績表現。避免發生薪水只是依靠大環境的運氣成分，提供誘因讓CEO以自身能力為公司打拼。 Holmstrom的研究也出現在如何提供誘因讓員工努力工作，如果員工的工作有多項任務，那麼員工會將其大部分心力放在容易量化衡量的指標。舉老師教學為例，老師會努力提升學生的考試和升學成績，因為這部分有明確數字可以衡量，然而老師就沒有誘因，將心力放置在如何提升學生創造力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上。 此外保險公司如何與保戶訂立合約，如果保險提供全額給付的話，保戶可能會沒有足夠誘因小心行事，造成道德危機(moral hazard)的問題，這些議題都是契約理論的研究範疇。近年來，Holmstrom在金融海嘯後，也投入心力研究金融危機的流動性問題。 Holmstrom在赫爾辛基大學時三修數學、物理和統計，大學畢業後先進入芬蘭的電腦公司工作，但他在工作時發覺如果公司只在意電腦這種生產工具，而不考量給員工的工作誘因等關於人的資訊，是無法有效提升生產力，因此種下他想要研究關於契約理論的種子。工作兩年之後，進入史丹佛大學攻讀作業研究(operation research)碩士，在Robert Wilson的指導下獲頒史丹佛商學院博士，畢業後在西北、耶魯、麻省理工大學等地任教，培養出Jonathan Levin等優秀經濟學家，前中研院研究員陳珈惠也是Holmstrom近年來的得意門生。除了學術研究之外，Holmstrom也在199...

接觸經濟學課本之前，大眾對於經濟學家的印象不外乎在媒體前談論經濟預測，像是GDP、通貨膨脹、失業率等議題，比較專注在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。然而學術界經濟學家的關注議題更加廣泛，喜歡探究已發生的事情，解釋人們的選擇行為和經濟體所處的現況，就像醫生一樣，解釋病人的病況，提供可行的處方籤，在未來如何防禦類似的疾病。 有不少經濟學家也將自己比喻成為工程師，期待我們能設計制度來處理社會上的難題，像是2007年的諾獎得主Roger Myerson，在80年代解決加州的電力產業呈現獨佔且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。 2012年的諾獎得主Alvin Roth，在90年代設計美國住院醫生派任系統; 2003年幫助紐約的高中設計 分配系統 ，新系統幫助許多貧窮區的學生，能到品質較好的學校就讀。Roth也設計 配對系統 幫助病患找尋到適合的腎臟，造福許多需要等待器官進行移植的病患，拯救無數生命。 而在今年美國的經濟研討會，Esther Duflo在 年度演講 也是將經濟學家比喻成水管工人(plumber)，當經濟體遇到類似漏水和堵塞的紕漏時，經濟學家有責任要能觀察和修補我們所遭遇的困境。 現在的經濟學研究發展十分廣泛，有的研究者從總體角度出發，專注在貨幣、就業、貿易及金融體系波動的議題，探討經濟體如何永續成長; 從公司角度出發，研究產業競爭、公司如何取得資金、如何提昇生產力和創新; 從個人角度出發，探究當人們扮演家戶、勞工或是企業主時，其消費、儲蓄、投資等行為，做選擇時的動機和誘因為何。另外經濟研究也能結合政治制度、法律、教育、醫療、環境等議題，量化其得失並探討對於經濟體和大眾有何影響。 還有一些經濟學家則是專注在研究方法的改進和創新，和時下流行的統計、電腦資訊方法做結合，解讀大數據、文字及演講資訊，期待能跨領域應用更多工具，幫助我們判斷資料和事物間的因果關係及互相影響，提供其他經濟學家有更多元的方法，探索新穎有趣的研究主題！